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犹如天地间的蜉蝣，沧海中的一粟般渺小。在时代的沉浮中，个体们随波逐流，“任意”东西。之于个体命运而言，在这个“任意”里，充满了一种无法选择的无奈，没有回旋的余地。平凡的个体生命是如此，有一个个平凡生命组建的平凡城市又何尝不是呢？
城市是因人类而诞生的，没有人类便没有城市，城市是人们生活的集合，是一群人生命活动的集中体现。城市承载着人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也蕴含着个体情感的喜怒哀乐、离合悲欢。正因为城市如此特殊的属性，其实城市也是有情感的，它的情感便来自于生活在其中人们的情感的调和。所以因为时代背景的不同，因为城市中人们情绪的变化，城市也有自己的悲喜，也有需要向世界倾诉的哀乐。
城市的属性，介于人和自然之间，它是大自然和人类智慧共同的结晶，是人类根据自然环境的特点以及人类的活动需求，对自然环境一种定向的改造并相互适应的结果。所以因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不同，每个城市又有它自己的特点，这种特点有的是因为自然环境的影响，有的是因为历史人文环境的作用结果，在这些元素相互的作用中，城市也拥有了它独特的气质和情感。
年，侯孝贤的代表作《悲情城市》上映，在他标志性的电影语言长镜头的呈现下，观众们在大银幕上，看到了一座城市诗意的情感。
生活中的人们，都是在情绪的作用下，进行着当下的家庭或社会活动。人们在时代的漩涡中，像一部开足了马力的赛车一样，奔跑在属于各自的人生赛道上。但是由于对一些特定目标的过度执着，使得我们不仅忽略了沿途的风景，甚至有时候不再意识到时光的流转。而侯孝贤的电影，最大的魅力在于，他通过长镜头和悠扬的背景音乐，用一种客观平静，并没有刻意引导观众进入某种情绪的电影语言，在银幕上真实客观的还原了生活本来的面貌。让观众们在他的银幕上，在银幕的光影中，感受到岁月流转的魅力。
《悲情城市》这部影片讲述的是在到年，生活在台湾基隆的林氏一家在时代的动荡中，一个家族的悲欢离合。这个家庭有兄弟四人，其中老大林文雄是一个小酒馆的老板，他作为家族中的长子，承担着一个家族的重任。影片就开始在林文雄的儿子光明出生，而在光明出生的时候，在收音机里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导演通过这个设定，让一个家族的个体生命繁衍和时代的民族命运潜移默化的碰撞在了一起。在日本战败之前，台湾一直处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这个过程已经经过了50多年的时间，而这么长的时间，相当于几代人。
另外的几个兄弟，老二原本经营着一家诊所，但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他被日军征召，派往菲律宾做一名战地医生，从此杳无音信，生死不明。老三林文良（由高捷饰演），同样被日军征召，他被派往上海，做了一名战地翻译。在国民政府统治台湾之后，文良被陷害成了一名汉奸，终日生活在恐惧当中的文良，因为承受不了精神的压力，他在战争结束后，成了一名精神病患者。后来虽然有一段时间，在家人的帮助下，短暂地恢复了健康，但是他又被之前结交的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带坏，从事假钞和贩卖毒品的生意。后来被大哥发现，在他的牵连下，他的大哥也被带入到一种危险的境地。
林家的老四文清（由梁朝伟饰演）在整部影片中，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正是因为他的存在，导演才将城市、时代、个体等几个因素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据说当时在创作个角色时，因为几个主创一致认为梁朝伟的国语可能会有问题，影响影片的代入感，所以就将文清这个角色设置成了一个哑巴。然而这个无意中的设定，却为影片增添了很多色彩。文清的“无言”，无意中使得影片的立意更为宏大。他的沉默，就好像那个时代的人们在面对这个时代时，一种普遍的状态，人们不知道该怎么品评时代的变迁。就如同影片中那句著名的台词一样“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的时候，征得台湾人民的同意了吗”。但是这些时代的错误，最后都作用在了个体的身上。
影片中，老三文良的遭遇，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老三之所以被征召到日军，完全是因为当时台湾处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而在面对这种庞大的力量时，个体是无从选择的。但是在战后，文良却被政府认定是一个汉奸，虽然后来修改了法律，但是这个时候文良因为自己的遭遇，已经又旧疾复发，彻底变成了一个废人了。
而文良的遭遇，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不幸，也是林氏家族的不幸，也是时代的不幸，也是他们所生活的那座城市的不幸。这种个体的不幸，在群体中是会得到蔓延的，而这种蔓延开来的情绪，便形成了整座城市的情绪。在侯孝贤光影的切换下，在烟云笼罩的海边，在辛淑芳饰演的宽美的旁白里，在银幕前的观众们，仿佛感受到了他们所生活的那座城市的悲伤，仿佛感受到了那段时光的悲伤。
侯孝贤近乎于白描式的电影语言，他仅仅在银幕上表现时光的自然流转，并没有通过强烈的电影语言，刻意的为银幕上的画面加上自己看待这段故事的情绪，而是，他希望通过客观的光影，让观众们能够通过自己的思考，进入到一种更加深邃的思想境界。而影片中，“无言”的梁朝伟正暗合了他的这一表达主题。
梁朝伟饰演的文清的“无言”，让他更像是影片中故事的一个旁观者，而不是一个参与者，观众们跟随着文清的视角去看待影片中的故事，更有一种看待历史的态度，而不是看故事的心态。这种视角，让观众们在观看这部影片时，从内心深处，表现出一种严肃和审慎的态度，这种态度也让观众们通过对影片中故事的品味，能够更加深刻的感受的城市的“悲情”。
整部影片中，即使是冲突最激烈的斗殴场面，导演也经常是尽可能快地将镜头转向海滨更宏大的自然景观中，导演通过这样的画面切换，潜移默化地引导着观众，不至于让观众深陷在单纯的剧情当中。也通过对海滨景观的展现，导演对影片的主题，进行了一种诗意的升华。
影片最后的冲突点，主要是集中在事件，这个事件是典型的在时代的变迁中，个体命运的沉浮。随着日本对台湾殖民统治的结束，台湾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一些个体的功利思想，造成了当时台湾社会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而在一个小事件的影响下，这种社会矛盾得到了集中强烈的爆发。生活在基隆的林氏一家人，也牵连其中。
其中大哥林文雄，在乱世中心灰意冷，为了保证家族的成员的平安，他不得不选择关掉了家中的生意。但是脾气暴躁的林文雄，依然没有躲过这场时代的浩劫，在一次赌场的黑帮冲突中，林文雄被枪杀。在林文雄被枪杀后，文清作为四兄弟中唯一的顶梁柱，选择了和一直暗恋他的宽美结婚。在表现这段剧情时，导演先是为观众展现了文雄压抑凄凉的葬礼，紧接着画面一转便来到了充满喜悦和新生的文清的婚礼。导演通过这两个场景的强烈对比，让观众感受到时代沉浮，世事悲凉。
除了林氏一脉，影片中还通过文清的朋友们，用一种文人的态度，表现了个体对时代的责任感和感伤，这其中以宽美的哥哥宽容为主要代表。他们先是经历了和之前一起生活的日本朋友的别离，后来又迎来了更为严峻的事件，作为这个事件的深度参与者，他们最后都莫名其妙地失去了音讯。而在表现这个事件时，侯孝贤的镜头一直是冷静的，客观的，不添加任何个人态度和情感的。
最后文清得知他们的计划败露，携家人逃跑，但是到了火车站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已经“无处可去”。这种无处可去是一种个体的宿命，导演通过这个情景的设定，向银幕前的观众展现了个体和脚下的生活的城市之间，一种充满尊严的纽带，失去了脚下的城市，我们便失去了生命的归宿和最基本的尊严。当影片的最后，宽美写信给小雪时，我们从中读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体和一个家庭的悲情，我们感受到的是一座城市，一个时代的悲情。
人们在时代的动荡面前，不愿意成为一个无根的浮萍，即使再艰难，他们也愿意坚守在自己脚下的城市上，这应该就是侯孝贤影片中要传达给观众的城市“悲情”。而“无言”的文清，最后平静的走出了自己的生活，也走向了生命的归宿，这也是一种“悲情”，这种“悲情”，是导演侯孝贤，在他的光影世界里，用生命的尊严和时代的动荡，以及城市的谦默之间碰撞出的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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