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又有一批城市开为商埠，中国半殖民地性质加深。随着海上进出口贸易路线的变化，全国经济金融中心渐移上海。中国市场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西方经济危机波及我国。
年前后，国内出现了市场恐慌；在洋务派办海军和军用民用工业、铁路和邮电事业的同时，民族近代工业开始有了发展；太平天国进入后期，捻军和回族起义兴起，截断了清财政京饷南来的交通，震撼了陕甘，清政府开始利用票号汇兑京饷和协饷，以济财政之急。在这样的形势下，票号向沿海和边疆地区发展，家数增多，出现了南帮票号，业务较前有了大的发展。
第一，在国内外贸易发展和贸易路线变化的形势下，票号迅速向沿海各口岸和西南、西北等边远地区发展，中介作用加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和中法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又开牛庄（后改营口）、烟台、基隆、淡水、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津为通商口岸。清政府从～年，先后在各通商口岸海关建立洋关，征收进出口货税，增加了财政税源。沙俄于年与清王朝签订条约，取得在新疆伊犁、塔城和北京通商权利，从而俄商深入我国腹地。
在这种形势下，票号由前期十四家发展到二十七家，迅速向上海、杭州、福州、厦门、营口和南昌、桂林、梧州、贵阳、昆明、兰州、肃州、凉州、迪化、归绥等许多地方发展，设分号的城市由前期的二十七个增加到六、七十个。进入六十年代后，上海越来越成为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港口，外商、华商云集。年全国十一个港口进出口货值为10,万两和3,万镑，上海占1亿多两，广州、福州、汉口各占万至万镑。
外商在输入商品和掠夺丝茶的同时，在上海投资设立船舶修造厂和打色等加工厂。五十年代有修船厂七家，年又设立第一家生丝加工厂。接着，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于年在上海创设洋炮局，年改为江南制造局。民族资本近代工业～年的二十年间发展为十一家，至年又增加了三十四家。基于外商来沪增多和国际贸易的信用需要，英商东方银行年在上海设行，尔后又开设数家，六十年代初共有东方、有利、麦加利、汇丰四家。
在外商资助下，上海钱庄发展，年有一百二十家，其中八至十家规模较大，有资本三至五万两，六十多家资本在五千至一万两间，其余五十家规模很小。钱庄通过签发庄票，为商业提供放款和收划银钱。上海经济地位的加强，客观上要求与内地通汇。在五十年代，因为上海与内地不通汇，茶商把茶叶运到上海，或售银自行带回；或换成棉布转售给苏州掮客，由苏州汇往客籍。虽然“苏州上等棉布的确比上海便宜”，“茶商宁愿以低于购入的价格出售”给苏州掮客，乃是为了汇兑的方便。
太平天国后，东南安定，票号由苏州大量移往上海，年为二十二家，年又增到二十五家。从而沟通了上海与内地的汇兑，有利于国内外贸易发展。进入七十年代，票号集中社会闲散货币资本增多，营运资本扩大，因而广放长期。上海二十四家票号放给钱庄的贷款，“多至二三百万两”。所以，有人说：“上海钱业之盛，盛于票号，银行放银于庄”。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有三种力量，一是山西票号承做国内埠际汇兑和对大商业放款，二是外商银行专做外商业务，三是钱庄介于票号与外商银行之间，通过签发庄票，为内外贸易服务。
上海钱庄的地位，决定了它对外商银行的依赖，具有买办色彩。票号却与外商很少直接联系，时有利益上的矛盾。票号汇票的兑付，为“认票不认人”的制度，加之它社会信誉较高，有些汇票到沪并不急于提现，实际成为市场流通工具。汇票在辗转流通过程中，遗失总是难免的。当遗失汇票向票号挂失后，华商借外商势力，强行要票号兑付别人挂失汇票。票号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预防外商横夺，以“山西汇业公所”名义，在年将“认票不认人”的制度改为“认票又认人”的制度。这项制度，虽未及一年即废，但它说明票号与钱庄不同，具有民族资本的特色。
第二，清政府利用票号汇兑的优点，解救库款急需，从而票号成为一些省关的财政支柱。清政府各种饷款的上解和协拨，长期以来沿用装鞘运现的制度。封建制度是神圣的。没有皇上的谕旨，任何改变都是不允许的。道光二十八年（）五月，浙江省上解内务府参斤变价银四千多两，解饷委员私用汇票（不是票号的），因违反装鞘运现制度，委员和库吏被查处革职。咸丰二年（）江西拨解曾国藩军营协款一万八千两，本该走陆路，委员私自改走水路，饷款丢失，被查处著赔。
但是，当京城缺饷，非汇兑不能救急，它也破例令觅商汇兑。一旦困难缓和，它又禁止汇兑，继续维护封建的装鞘运现制度。同治元年（）九、十月间，捻军在河南的活动，截断了南方（主要是广东等省）省关上解京饷的通道。当时，户部库款极端缺短，无力支付月饷。为解救急需，户部奏准谕令广东总督，或绕道行走，或觅商汇兑，或由轮船运津转解北京，总期妥速，以应要需，而维根本。
在此谕令下，票号开始汇兑南方一些省关上交户部的京饷。但未及一年，京城御史们接连上奏，陈述汇兑弊端，是什么“京城多进一批汇票，即少进一批实银”，是“银贵钱贱”的根源，力请禁止汇兑。于是，从同治二年（）到光绪二十五年（年），三番五次下令禁止汇兑。封建专制虽有力量，限制了湖南、湖北、江西等省京饷的汇兑，但始终不能全部禁止。这说明先进总是要战胜落后的。
从年～年间，票号由汇兑京饷，进而汇兑协饷和洋务运动经费，汇兑额由十万两增加到六百五十万两，每年平均一百五十四万三千两。京饷汇兑，由四海关（粤、闽、浙、江海）七个行省（闽、广、浙、蜀、赣、湘、鄂）曾一度减少到两关（粤、闽）两省（闽、蜀）。这些省关，税收短绌，解饷届期，税款不足，需要票号垫款（实质是借款）；闽省行使番银，向缺纹银；以及道路不清等，所以不能停汇解现。票号汇兑京饷救了清王朝的急。一些省关能按限上解饷款，票号垫款起了决定作用。
粤海关从～年的不完全统计，京饷的10%～%，即每年平均59.78%的款，是票号垫款汇介的广州省（年），福建、浙江省（年），闽海关（年），浙海关（年），淮安关（年），江西省（年），湖南、四川省（年），也都不断需要票号垫款才能按限解款。票号垫款，对于维持封建专制统治，起着强心剂作用。票号敢于垫款，是它与官吏的结合，经办海关官银号掌握着税款，和牟取高于商款数倍的汇费分不开的。
第三，在西方资本主义危机影响下，工商业和金融业亏累倒闭，使全国市场一度混乱，民族经济遭到破坏。外国势力的侵入，中国市场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方面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部分，世界资本主义危机必然影响中国；另一方面国内全国性的统一市场形成，把主要工商业城市联结起来。
结语
全国统一市场的出现，既有利于工商业和金融业发展，又具有牵一发而动全局的力量，一旦发生危机，对工商业和金融业的破坏作用也就更大。从金融市场恐慌考察，波及范围广，影响大，重要原因与票号分支机构遍布全国主要工商业城镇有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可以说，从票号在全国主要城镇建立分支机构起，全国性统一的金融市场就已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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