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民心者得天下。一个政权能否得到百姓的拥护，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百姓对这个政权是服从还是不服从。
怎样才能让百姓顺服，鲁哀公就这个事向孔子请教，孔子告诉他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举，举荐；直，是指正直的人；错，通“措”，安置；枉，是指不正直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把正直的人提拔上来，使他们位于不正直的人之上，那么百姓就顺服了；如果把不正直的人提拔上来，使他们居于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会不顺服。
孔子认为，要想让百姓顺从执政者念领导，用对人就可以了。政风，在百姓眼里就是“官风”。官场的风气，决定政风的好坏，而政风又影响民风。选人用人是政治生活的风向标，也是政治生态良性循环还是恶性循环的“试金石”和“分水岭”。政治清明，官场风清气正，才能深得民心。
选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人，古往今来，一直是主政者首要考虑的问题。选对了人，并且用对了人，才能办对事，主政者可以放心而且省心，可以抽出时间去思考更大的事情，并且能取得巨大的成就；选错了人，用错了人，就可能会办砸了事，不但费心费劲费时间，让自己局限天困局，而且还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唐玄宗李基隆上台之初，雄心勃勃，要重振贞观之治的雄风，听了姚崇提出的10条政治建议，脑洞大开，视为救世良方，全盘接受，先后重用姚崇、宋璟、张九龄等人为相，让他们放手去干，迎来了开元盛世。后来，他宠信李林甫、杨国忠、信任安禄等奸佞小人，导致了安史之乱，使唐朝由强盛走向衰落。历史上，一些王朝的兴起与任用贤臣有关，而很多王朝的灭亡大多与任用佞臣有很大的关系。
用什么样的人是用人的导向问题，有什么样的用人导向，就会有什么样的干部队伍，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政治生态。亲贤臣，远小人，是我国主政者一贯遵循的政治主张。用正直的人还是用奸佞的人，任何主政者都会明确地回答用前者，是不容置疑的。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通过西汉与东汉兴衰对比来来说明用对人与用错人的不同的后果，该用什么样的人不言自明。
在社会实践中，正直的人为人处事刚正不弯，说话很直率，做事不迂回，不会婉转地讨人难以，让人一时难以接受；不正直的人往往善于伪装，掩盖自己邪恶的嘴脸，让人一时难以辨认，而且这类人巧言令色，说话做事投其所好，让人觉得舒服，即使知道他为人不地道，却忽视了他的邪恶。
聪明如乾隆皇帝，难道就认不清和琛的奸诈？其实乾隆心里很明白，知道和珅说话虚假得多，但是他能察言观色，说话风趣，让乾隆听了开心。乾隆就认为，如果没有和珅，他的生活是了无生趣的。一代英明的君主倘且如此，普通的主政者就更容易被这类人所蒙蔽。
在官场上，小人难防，因为正直的人公开透明，不设防，而奸佞的人用阴谋诡计来搞垮政敌，屡屡得手。因而可以这样说，政治史也是一部正人君子与奸佞小人的博弈史。
正直的人与奸侫的人的博弈，谁占上风，除了双方的斗智斗勇之外，主要还与主政者用人导向关系重大。
如果主政者任用小人，歪风邪气盛行，正直的人就会受到排挤，甚至被陷害，就很难在官场上立足，就会出现“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中庸处世心态。如果重用正直的人，正义就会得到伸张，歪风邪气就没有市场，奸侫的人就站不住脚。
历史上，忠心耿耿的大臣遭到奸臣陷害的事例不计其数，这类历史故事成为戏剧舞台经久不衰的剧目，正直之臣被脸谱化为“忠臣”、“清官”，奸佞之臣被脸谱化为“奸臣”、“脏官”，受到冤屈的忠臣被昭雪，奸臣受到惩处，这样的结局才能让百姓满意。
樊迟还是不明白，从孔子那儿出来后遇见到子夏，就他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子夏说这句话的含义的确很深刻，于是他就举例来说明。虞舜得了天下，在众人中挑选了皋陶任用，那些不仁的人就远远地离开了。商汤得了天下，在众人中挑选了伊尹任用，那些不仁的人也就远离了。
皋陶担任掌管刑法的理官一职，以正直闻名天下，被史学界和司法界公认为中国司法鼻祖。商汤任用伊尹为相，他积极整顿吏治，洞察民心国情，推动经济繁荣、政治清明。两个人都是正直的大臣，得到重用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所以，主政者有正确的用人导向，官场就风清气正，政风就正，那么政府的公信力就高，就会赢得百姓的信任，百姓就会顺服政府。
#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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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论语》：
子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为政篇》）
子樊迟问人。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颜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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